https://reardon.torrdex.com/blog/%E7%B2%BE%E5%8D%8E%E8%BD%AC%E8%BD%BD/ Recent content in 精华转载 on Reardon Hugo -- gohugo.io zh-CN Copyright © 2021, Reardon Yang. Sun, 12 Mar 2023 00:00:00 +0000 https://reardon.torrdex.com/%E5%93%88%E8%80%B6%E5%85%8B%E7%9F%A5%E8%AF%86%E5%9C%A8%E7%A4%BE%E4%BC%9A%E4%B8%AD%E7%9A%84%E8%BF%90%E7%94%A8/ Sun, 12 Mar 2023 00:00:00 +0000 https://reardon.torrdex.com/%E5%93%88%E8%80%B6%E5%85%8B%E7%9F%A5%E8%AF%86%E5%9C%A8%E7%A4%BE%E4%BC%9A%E4%B8%AD%E7%9A%84%E8%BF%90%E7%94%A8/ 一 当我们努力建构一种合理的经济秩序（a rational economic order）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呢？根据人们熟知的某些假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简单的。假设我们拥有所有相关的信息，假设我们能够从一个给定的偏好系统（a given system of preferences）出发，又假设我们掌握了有关可资使用的手段或资源的全部知识，那么剩下的问题也就只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了。这就是说，对什么是可资使用的手段或资源的最佳用途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隐含在我们的上述假设之中了。解决这个最优问题（this optimum problem）所必须满足的那些条件已经完全设定了，因此我们可以经由数学的形式而得到最佳的陈述；用最简洁的话来说，这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任何两个要素间的边际替换率（the marginal rates of substitution）在它们所有不同的用途中都必定是相同的。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根本就不是社会所面对的那种经济问题。再者，我们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经济运算方法也没有为我们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某种答案，尽管这种经济运算方法仍不失为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这种经济运算方法的发现之所以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其原因在于：作为这种经济运算方法之出发点的“数据”或“基据”（datum），就整个社会而言，对于一个能够计算其结果的单一心智来说，从来就不是“给定的”，而且也绝不可能是如此给定的。 合理经济秩序的问题所具有的这种独特性质，完全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即我们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因此，社会经济问题就不只是一个如何配置“给定”资源的问题——当然，“给定”（given）在这里意味着那些资源对于一个按照刻意方式去解决由这些“基据”所设定的某个问题的单一心智来说是“给定的”。据此我们也可以说，社会经济问题毋宁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如何才能够确使那些为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够以最优的方式把那些资源用以实现各种唯有这些个人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目的的问题。简而言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运用知识——亦即那种在整体上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不是给定的知识——的问题。 我以为，人们在晚近对经济理论所提出的诸多修正方法——尤其是许多运用数学的新方法——并没有阐明上述基本问题的特性，反而遮蔽了它的特性。尽管我在本文中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合理组织经济的问题，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却不得不反复论及这个问题与某些方法论问题（methodological questions）之间所具有的紧密关系。实际上，我希望在本文中阐明的许多论点，乃是各不相同的论证路径在未预期的情形下已然达致的结论。但是，从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来看，这种情形绝不是偶然的。我认为，当下发生的许多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实际上都源于人们对社会经济问题之性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的产生，则是因为人们把自己在处理自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误置于社会现象的做法所致。 二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一般都把一整套有关配置我们可资使用的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决策称之为“计划”（planning）。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此外，在众人共处合作的社会中，这种计划不管是由谁制订的，在一定程度上都必须以最初并非为计划者所知道而是为某个其他人所知道的､尔后又以某种方式传递给计划者的那种知识为基础。把这种知识——亦即人们制订计划时赖以为基础的那种知识——传递给计划制订者的各种方式，对于任何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再者，究竟什么方式才是运用最初由个人分散掌握的那种知识的最佳方式的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经济政策——或者是设计一个有效的经济制度——方面的主要问题之一。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是与这里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亦即应当由谁来制订计划的问题——紧密相关的，而这正是所有有关“经济计划”（economic planning）之争论所围绕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争论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是否应当制订计划，而毋宁在于应当由谁来制订计划：是由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以集权的方式为整个经济系统制订计划，还是由许多个人以一种分散的方式制订计划？人们在当下的争论中所使用的那个具有特定意义的“计划”——术语，一般都是意指中央计划，亦即根据一项统一的计划来指导整个经济系统。另一方面，竞争则意味着由许多独立且分立的个人以一种分散的方式制订计划。这二者之间的居间性方案则是把计划交由有组织的行业——或垄断者——去制定；尽管有许多人都在谈论这种方案，但是当他们真的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却不再喜欢这项方案了。 关于这三种制度当中哪一种制度有可能更具效率的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究竟在哪一种制度中能够期望现有的知识得到最为充分的运用；然而，我们究竟在哪一种制度中能够期望现有的知识得到最为充分的运用这个问题，则又取决于我们在下述两种做法中采取何种做法才更可能取得成功：一是把所有应当加以运用的但最初却由许多不同的个人分散掌握的知识交由某个中央权力机构去处理；二是把个人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以与其他人的计划相应合而需要的那种相关的额外知识都传输给这些个人。 三 就此而言，不同种类的知识的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因此，对我们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种类的知识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是那些较可能为特定的个人所掌握的知识更重要，还是那些我们应当较具信心地期望可以为那些经由适当方式挑选出来的专家所组成的某个权力机构所掌握的知识更重要呢？如果说人们在今天普遍认为后一种知识更重要，那只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一种知识，亦即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在当下公众的想象中占据了太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科学知识并不是唯一与此相关的一种知识。我们可以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由适当方式挑选出来的专家也许可以最好地掌握可资获得的所有最佳的知识——尽管这种做法只是把这方面的困难转嫁到了如何挑选专家这个问题上面。在这个方面，我想指出的乃是这样一个要点：即使我们假设这个问题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解决，它也只是那个所涉范围更广泛的问题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 一如我们所知，在今天，谁要是宣称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总括，那他就肯定会被认为是在宣扬类似于异端邪说的东西。然而我们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无疑还存在着一种极其重要但却未经系统组织的知识，亦即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它们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知识（也就是一般性规则之知识那种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正是在这个方面，每个人实际上要比所有的其他人都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着有可能极具助益的独一无二的信息，但是只有当立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是由每个个人做出的或者是经由他的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这种信息才能够得到运用。 就此而言，我们只需要牢记下述几点，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道理了：第一，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我们在接受理论训练以后都必须学习许多其他的东西；第二，学习和掌握各种特定工作的知识，实际上耗用了我们整个工作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第三，在各行各业中，有关人的知识､有关当地环境的知识､有关特定情势的知识，都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了解并操作一架未得到充分使用的机器､掌握并使用某个人所具有的可以得到更佳运用的技艺，或者意识到供应品中断期间所能依凭的供应品储备，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与了解并掌握更好的可供选择的其他技术有着大体同样的助益作用。一个靠不定期货船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一个几乎只知道瞬间即逝之机会的地产掮客，或者一个从商品价格在不同地方的差价中获利的套利人，都是以他们所具有的有关其他人并不知道的那些一瞬即逝之情势的特殊知识为基础而在社会中发挥极大作用的。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在今天却遭到了人们普遍的蔑视，而且任何因拥有这种知识而占据了较佳位势（亦即比那些掌握着更多理论知识或技术知识的人占据了更佳位势）的人居然也被认为是行为不端的人。那些因更了解通讯或运输这类设施而占据优势地位的人，有时候也会被认为是不诚实的人，尽管社会运用这个方面的最佳机会与它使用最新的科学发现有着大体同等重要的意义。这种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即使那些自以为完全不会受有些论者在过去所主张的赤裸裸的唯物主义谬论之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处理那些旨在获得这种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的活动的问题上，也屡犯同样的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体系当中，所有这样的知识都被设定为是“给定”的。当下普遍流行的一种看法似乎认为，所有这样的知识都应当理所当然地极容易地为每个人所掌握；而且那种旨在反对现行经济秩序的毫无道理的指责也常常是以这类知识并非如此容易为人们所获得这个事实为基础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究竟通过何种方法才能使这类知识尽可能广泛地为人们所获得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必须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四 如果说竭力贬低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的重要性乃是当今一种时尚的话，那么这种情形实是与变化（change）本身的重要性在今天蒙遭贬低这个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的确，一些变化的发生必定会要求人们对生产计划做出重大的修正；然而，就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和频繁性而言，“计划者”（通常都是以一种不甚明确的方式）做出的假设与其反对者所做的假设却差别甚大，因为“计划者”的假设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当然，如果人们事先就能够制定出时间跨度较长且事无巨细的经济计划并使之得到严格的实施和遵循，从而不再需要制定任何重大的经济决策，那么制定出一项调整一切经济活动的总体计划的任务也就容易多了。 我们也许有必要强调指出，经济问题始终是由变化所引发的，而且也唯有变化才会产生经济问题。如果事情一成不变或者至少按照人们的预期那样去发展，那么也就不会产生任何需要进行决策（即制定一项新计划）的新问题了。如果有人认为变化——至少是日常的调整措施——在现代社会已经变得不甚重要了，那么他无异于是在主张，经济问题也已变得不太重要了。出于这个缘故，那些坚信变化的重要性正日渐降低的人，通常也就是那些宣称经济方面的因素因为技术知识变得日趋重要而退居次位的人。 在现代生产拥有精密仪器的情况下，是否就真的只有在建立一家新工厂或引进一种新的生产工序的时候才偶尔需要进行经济决策呢？一旦一家工厂落成，所有剩下的问题是否就真的只是些可以由该家工厂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问题了，而且也不再需要做什么变动就足以适应日益发生的不断变化的情势了？ 的确，有相当多的人都对上述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然而根据我的考察，他们所做的这种回答却是得不到商人或企业经营者所具有的实践经验证明的。在一个竞争的行业中（单单这样一个行业就能够起到一项检测的作用），避免成本上升这项任务要求人们做出持之不懈的努力，而我们知道，仅此一项任务就会消耗掉经理们的一大部分精力。一个低效无能的经理浪费掉作为获利之基础的差别成本（the differentials）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此外，即使技术设施相同，生产成本也可能极不相同。我们可以说，所有上述情况都是商业领域中的常识，但是从经济研究的文献来看，经济学家却好像并不熟知这些情况。一如我们所知，生产厂商和工程师们始终都渴望能够在不受货币成本这类因素制约的情况下进行他们的生产工作，而他们对此欲求的强度，恰恰证明了这些因素涉入他们日常工作的程度。 经济学家之所以越来越容易忘记众多构成整个经济系统的持续发生的小变化，其间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他们越来越着迷于统计上的综合指标，而这种综合指标肯定会比具体细小的运动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然而，这种综合指标的相对稳定性却不能——正如统计学家往往倾向于做的那样——通过“大数定律”（the law of large numbers）或随机变化的相抵方式而得到说明。因为就统计而言，我们必须处理的那些因素，虽说数量很大，但是却没有大到足以使这样的偶然性力量产生稳定性。商品和服务的持续流动之所以能够得以维续，实是因为下述情形所致：第一，人们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精心的调整；第二，人们每天都在根据前一天所不知道的情势做出新的安排；第三，一旦某人不能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务，另一个人即刻就会顶掉他的位置。更有甚者，一些高度机械化的大工厂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能够依靠外部环境或其他企业提供的服务而满足各种始料不及的需求，比如说盖屋顶的瓦､文具或表格纸，以及这些工厂无力自己生产的但是根据这些工厂的运作计划却是它们所需要的而且也很容易在市场上购买到的各种设备。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还应当简要地论及这样一个事实：我在上文中所关注的那种知识，因其性质的缘故而不可能进行统计，从而也无法以统计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因此，这样一种权力机构所必须加以使用的统计数字，也就不得不通过下述方式去获得：对事物间的细小差别进行抽象，亦即以一种有可能对具体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方式把那些在地点､品质和其他特定方面不尽相同的项目加以综合并将它们视作同一个种类的资源。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以统计信息为基础的中央计划，因其性质的缘故而无力直接对这些具体时空中的情势进行考虑；第二，中央计划者将不得不去发现某种其他的方法，从而使“当事者”或“现场的人”（man on the spot）能够根据具体时空中的情势进行决策。 五 如果我们大家都赞同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个迅速适应特定时空之情势的变化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而推知：必须由那些熟悉这些特定情势的人——亦即那些直接了解相关变化以及即刻可以被用来应对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做出最终的决策。我们根本就不能指望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得到解决：先把所有这样的知识都传递给某个中央机构，并在这个中央机构整合了所有这类知识以后再发布命令。因此，我们只能够经由某种非集权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只回答了我们问题当中的一个小问题。我们之所以必须采取非集权化的方式，实是因为我们唯有依此方式才能够确使那种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得到及时的运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事者”也无法只根据他自己所拥有的有关周遭环境之事实的有限但却直接的知识进行决策。因此，这里依旧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当事者”试图使他的决策与更大经济系统的整个变化模式相应合的时候，人们如何才能够把他所需要的更多的其他信息传递给他呢？ “当事者”究竟需要多少知识才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呢？在他的直接知识视域以外的诸多事件中，究竟哪些事件与他的即时性决策具有相关性呢？此外，他究竟需要了解其中的多少事件呢？ 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一起事件几乎都可能对“当事者”应当做出的决策产生某种影响。但是他却毋需直接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也毋需直接了解这些事件所具有的全部影响。对于“当事者”来说，下述情况的发生乃是无关宏旨的：为什么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某种尺寸的螺丝钉有较大的需求；为什么纸袋要比帆布袋更容易搞到；为什么熟练工人或某些特定的机床在眼下很难买到，等等。实际上，对他有意义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与买到他关心的其他东西相比较，买到这些东西究竟是难还是易，或者他所生产的或使用的替代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急需或在多大程度上不为人们所急需。因此，他所关注的始终是一个有关特定事物之相对重要性的问题；但是，他却毋需对那些会改变这些事物之相对重要性的原因予以关注，除非它们对他周围的那些具体事物产生了影响。 正是在这个方面，我在上文中称之为“经济运算”的方法（或纯粹的选择逻辑方法）至少能够通过类推的方式帮助我们认识到价格体系据以解决（事实上正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即使是一位掌握了某个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经济系统之全部数据的控制者，也无法彻底弄清楚每次对资源配置做某种微小调整时那些有可能受到影响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全部关系。的确，纯粹选择逻辑方法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它极其明确地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使这样一位控制者想解决这种问题，也唯有通过建构并不断使用等值比率（或“值”或“边际替换率”）这样的方法——也就是给每一种稀缺资源都标上一个数字指标的方法：这种指标不可能从某种特定的资源所具有的任何特性中推演出来，但是它却可以反映出（或者可以集中体现出）这种特定资源在整个手段——目的结构（the whole means-ends structure）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任何微小的变化中，这种控制者都只能够去考虑那些集中了所有相关信息的量化指标（或“值”）；而且也唯有通过逐个调整这些量值的方法，他才能够恰当地重新安排他的措施，而毋需从头去解决整个问题，亦毋需在任何阶段上同时考察它的所有方面。 从根本上讲，在一个有关相关事实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relevant facts）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系统中，价格能够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所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就像主观价值（subjective values）可以帮助个人协调他所制定的计划的各个部分一样。就此而言，我们有必要先对一个极其简单且常见的有关价格体系之作用的事例做一番讨论，并据此探明价格体系所具有的切实作用。我们不妨假设这样一种情况：世界某地出现了一种使用某种原材料——例如锡——的新机会，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然耗尽。显而易见，上述两种原因当中究竟哪种原因造成了锡的紧缺，对于锡的用户来说并不重要——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在这种情况中，锡的用户只需要知道，他们以前一直消费的那部分锡，现在用在其他地方可以盈利更多，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于绝大多数的锡用户来说，甚至都没有必要知道什么地方对锡有更大的需求或者节约用锡究竟可以满足什么样的其他需求。只要其中的一些锡用户直接了解到了这种新的需求并把这种资源转用于这种新的需求方面，而且只要那些意识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他资源来填补这个缺口，那么他们所采取的这种做法的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系统。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到锡的用途，而且也会影响到锡的替代品的用途以及这些替代品的替代品的用途，影响到所有锡制品的供应以及它们的替代品的供应，等等。然而，所有上述影响实际上都是在绝大多数提供这些替代品的人对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显而易见，整个上述情形构成了一个市场，但是这个市场的形成却并不是因为该领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洞见到了其间的所有情况所致，而是因为他们有限的个人视域是紧密关联的和相互交搭的，因此相关的信息可以经由许多中介而传递给所有的成员。由此可见，任何商品都有一个价格（更确切地说，地方各项价格之间的关系乃是由运输成本等因素所决定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了某种解决办法；当然，一个控制者在掌握了所有这方面的信息以后也可能达致这种解决办法，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这方面的信息，因为它们事实上是由所有涉入这一过程之中的个人分散掌握的。 https://reardon.torrdex.com/%E6%AF%94%E7%89%B9%E5%B8%81%E6%98%AF%E6%97%B6%E9%97%B4/ Thu, 28 Oct 2021 00:00:00 +0000 https://reardon.torrdex.com/%E6%AF%94%E7%89%B9%E5%B8%81%E6%98%AF%E6%97%B6%E9%97%B4/ 转载自：Bitcoin Is Time 一轮漾着清辉的时钟高悬于空， 宣告时间没有对错。—— 罗伯特·弗罗斯特，《我与夜晚熟稔》（1928） 我们仍未猜透时间这个巨大的谜题。时间不过是一个概念；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Clifford D. Simak，《莎士比亚的星球》（1976） 俗语有云，时间就是金钱。反之，金钱也是时间：时间就是人类体内存储的所有经济能量。然而，时间和金钱之间的关系远比乍看之下复杂得多。如果创造金钱不需要时间，金钱就不成其为金钱，至少无法长时间发挥金钱的作用。再想深一层，追踪信息世界的事物就是追踪时间。 一旦金钱数字化，我们必须就时间的定义达成共识，这就是问题所在。或许你觉得报时无非就是瞥一眼旁边的时钟那么简单。如果只是处理日常工作，你这么想也行。但是，如果要让一个全球的、人们在其中各行其是的分布式网络同步推进状态，报时就成了巨大的难题。如果时钟无法信任，你该如何获得正确的时间？如果你的系统跨越星系，你该如何建立时间的概念？在没有时钟的世界，你该如何衡量时间？时间究竟是什么？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时间的概念，以及比特币是如何自创时间单位（出块时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区块高度）的。我们将探索的问题包括：为什么计时最终会与记账联系起来？为什么去中心化系统中没有绝对时间？比特币是如何利用因果关系和不可预测性来定义 “现在” 这一时态的？ 记时器已经多次为文明社会带来巨大改变。正如 Lewis Mumford 在 1934 年所说：“工业时代最重要的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 如今，计时器再一次推动现代文明发生变革：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机器不是计算机，而是时钟。这个时钟就是比特币。 一、追踪 “让孩子学习数东西，从而获得数字的概念。在计数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可以当作都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可能是单个对象或一组对象。”—— David Eugene Smith，《初等数学教学》（1900）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追踪物品：物理象征物和账本。你可以直接使用现实世界中的物品，例如，贝壳、硬币或其它有形的东西（来表达相应的数量）；也可以通过在一张纸上记下已经发生的事来复制世界的状态。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牧羊人，想要确保每只羊都会返回家中。你可以为每只羊戴上项圈，每当有一只羊回家，你就取下那个项圈，挂在棚子里。假设每个项圈都会挂到一个单独的挂钩上，只要挂钩都挂满了，就说明所有羊都到家了。当然了，你也可以每次都数一遍，然后列一张表。然而，每当你开始数之前，你都要重新列一张表，防止重复计数或漏计。 货币本质上就是用来追踪债务的工具。总的来说，迄今为止充当过货币的东西可分为两类：物理制品和信息列表。更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象征物和账本。 理解这两类货币的本质区别很重要。我要在此作出明确说明：物理象征物 直接 表示事物的状态；账本则 间接 反映事物的状态。二者各有优缺点。例如，象征物是物理的、分布式的，账本是信息化的、中心化的；象征物本质上是免信任的，账本不是。 在数字世界，我们只能使用账本（虽然总有许多 “大师” 想让你相信还有别的办法）。这是 信息 世界，不是物质世界。即使你将某类信息定义为 “象征物”，它依然是一段写入硬盘或某种信息存储媒介的可塑信息，以信息记录的形式呈现出来。 所有数字信息本质上都是账本，这就是产生 “一币多花” 问题的根源。信息从不直接表示世界的状态。此外，信息的移动也意味着信息能够复制。信息存在于某个地方。要想 “移动” 信息，你必须将它复制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将原有信息删除。物质世界则不存在这种问题，移动就是移动，并不意味着复制。信息世界不具备这种特征。如果你想将信息从表 A “移动至” 表 B，你必须将信息从表 A 复制到表 B。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方法。 另一种思路是 “惟一性”。物理象征物是独特的原子组合，不能轻易复制。纯粹的信息不具备这一特征。只要你可以阅读某个信息，你就可以将它完美复制出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物理象征物具备独特性，数字象征物不具备。我甚至认为 “数字象征物” 一词有待商榷。象征物可以表示秘密信息，但绝不会表示绝无仅有、不可复制的信息。 这种特征差异表明，信息实际上是无法 “移交” 的。数字象征物不可能像物理象征物那样转移，因为你无法确定原所有者是否破坏了信息。和所有信息一样，数字象征物只能像想法一样被传播。 “……如果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我们可以互换苹果，换完之后还是一人一个苹果。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我也有一个想法，我们交换完之后，每人就有两个想法。”—— Charles F. Brannan (1949) 物理象征物（我们称之为物理不记名资产，或 “现金”）不会面临这种困境。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你给了我一枚硬币，你就失去了这枚硬币。这世上没有魔法可以复制这枚硬币，要让我得到一枚硬币，就必须把一枚硬币交给我。物理世界的规律阻止了一币多花。 虽然非数字世界确实存在多重花费的情况（臭名昭著的诈骗犯 George Parker 就曾靠着一房多卖牟利，卖的还是布鲁克林大桥等地标建筑），但是这需要精心设计的骗局和容易上当的买家。数字世界就不一样了。 https://reardon.torrdex.com/%E9%98%B4%E5%BD%B1/ Sun, 21 Jul 2019 00:00:00 +0000 https://reardon.torrdex.com/%E9%98%B4%E5%BD%B1/ And someday In the mist of time When they asked me if I knew you I’d smile and say you were a friend of mine And the sadness would be lifted from my eyes Oh when I’m old and wise As far as my eyes can see.. There are shadows surrounding me.. And to those I leave behind I want you all to know You’ve always shared my darkest hours https://reardon.torrdex.com/bitcoina-peer-to-peer-electonic-cash-system/ Fri, 31 Oct 2008 00:00:00 +0000 https://reardon.torrdex.com/bitcoina-peer-to-peer-electonic-cash-system/ 比特币白皮书分页（共9页） — 第 1 页 — — 第 2 页 — — 第 3 页 — — 第 4 页 — — 第 5 页 — — 第 6 页 — — 第 7 页 — — 第 8 页 — — 第 9 页 —